一个好的电视工作者不仅要给观众以信息，还要给他们理解信息的关键词。——爱丽丝·鲁塞特 王波/摄
“我们的立场就是电视观众的立场，因为他们完全有权来干涉我们的节目，停止对我们的资助，因此我们的节目必须完全反映他们的心声。”
出于法国人爱玩的天性，在接受采访和逛上海城隍庙这两个选项之间，爱丽丝·鲁塞特不由分说地选择了后者，把记者的采访推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半。2月27日，当我和翻译坐在约定的咖啡厅里，已经到了约定时间，但她仍然没有出现。直到5点半，她才喘着气从门
外冲进来。后来才知道她一大早就去苏州游玩，回来的时候因为高速公路堵车而迟到。因为没有找到懂法语的翻译，我们双方只好用不那么流利的英语来完成我们的采访。
爱丽丝·鲁塞特是法国电视界最资深的电视主持人之一，在法国公共电视3台已经担任了15年的新闻主播和记者。她主持的晚间7点档新闻节目《见解》的观众占有率高达30%，是法国该时段的冠军节目。自2000年之后，她开始在法国公共电视3台主持两小时新闻杂志节目“罪证拼图”，深入调查极具争议性的社会事件。2004年，爱丽丝·鲁塞特荣获法国参议院授予的最佳新闻杂志节目奖。
关注这个星球上的重大事件
记者：在不同的时期，你先后从事过记者、主持人、主播的工作，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爱丽丝·鲁塞特：我认为主播要做很多事情，每天就要发15到30条新闻，你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什么都懂才行。如果你是记者，每天只需要发稿就行了。主持人一般是某个专业内的行家，有一个熟悉的范围。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对政治产生兴趣的？
爱丽丝·鲁塞特：大概是20岁的时候。在法国，每个年龄满18岁的年轻人就获得了投票权，正式享有法律上规定的公民拥有的各项权利。
记者：对你来说，社会新闻和政治新闻，哪个更让你感到刺激？
爱丽丝·鲁塞特：都非常刺激，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新闻，但是它都与我们的生活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我最近做过两个关于印度洋海啸的特别专题；比如我也做过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法国大选的节目。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与人类命运相关，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重大事件。作为一个新闻人，这两种新闻都很重要。
记者：你怎么知道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爱丽丝·鲁塞特：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播报新闻，我们不是评论员。与正在发生的新闻相比，我个人的观点是不重要的，更需要关注那些与新闻有关的人和事情。
记者：在采访中，就同一件事情，如果你的采访对象和你观点相反，你会在节目后期制作时削弱、删除他们的观点吗？
爱丽丝·鲁塞特：如果他们说的是事实，我不会削弱、删除他们的观点。如果说的不是真话，我需要质问他，为什么不说真话。你得认识到，重要的不是观点，重要的是要找出真相。
记者：你曾经主播过“9·11”事件，能谈谈当时的工作状态吗？你怎么看待它带给世界政治的变化和影响？
爱丽丝·鲁塞特：“9·11”事件那天我连续工作了7个小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和所有人的反应是一样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着从美国传过来的电视镜头，我当时心想，这是真的吗？它是不是个玩笑？当我们前方的记者站在现场直播的时候，我特别激动、紧张。但重要的不是显示你的镜头，而是把正在发生的新闻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每个民族对“9·11”事件的看法不同，法国人也许会与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后来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而我想说的是，美国人想做世界的警察，这是不合适的，他们得学会尊重其他国家。
记者：东南亚海啸发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是什么时候赶到现场的？你当时看到了什么？
爱丽丝·鲁塞特：海啸发生时我正在一个离巴黎很远的地方度假，当时我有5天的假期。我突然接到了公司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正在发生的事情，希望我能够回到巴黎做特别报道。我回到巴黎后直接去了电视台，围绕东南亚海啸，我们做了整整3个星期的专题。后来，我还去了斯里兰卡受灾地区，我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国际的救援，一切都很不容易。斯里兰卡人民在蒙受灾难时表现出的自尊很令我吃惊，没有人哭泣，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需要重建整个国家。这使我深受感动，这也是我后来又重返斯里兰卡的原因。
记者：在你15年的主持人生涯中，你经历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爱丽丝·鲁塞特：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分离之后重新统一起来；华沙条约组织和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几年里的巨变；长达数年的伊拉克战争；前南斯拉夫战争和科索沃战争；美国“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
女记者总是要比男记者占优势
记者：在采访一位政治家之前，你通常会做什么准备工作？
爱丽丝·鲁塞特：首先是搜集关于他的资料，对这个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要设想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但事到临头，在直播现场就不多想，和政治家打招呼，谈谈天气什么的，然后开始发问。其实政治家来到我的节目之前，他也在准备同样的工作，他们也会猜测我问些什么问题，但是我会把这些问题放到最后问。
记者：在采访政治人物的时候，你是侧重政治主题还是侧重人物的内心和生活？怎么平衡这两点？
爱丽丝·鲁塞特：我认为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重要的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政治承诺实现了多少、他们政策的得与失，因为这是老百姓选他们的理由，这是最重要的。你需要了解每个政客的品行，听其言、观其行，比如他两年前是怎么说的，两年过去了，做到了没有。
记者：采访政治家，有时候得不到他们的配合，比如他们不会给你实质性的答案，这时候该怎么办？
爱丽丝·鲁塞特：换一种方式提问，在你的镜头前，他的不回答也是一种回答，观众也能心知其意。
记者：你的性别对工作有帮助吗？
爱丽丝·鲁塞特：(笑)在工作的时候，女记者总是要比男记者占优势。
记者：观众习惯一个女人整天在电视上谈论政治吗？
爱丽丝·鲁塞特：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一个35岁的妇女在法国还是可以继续工作的。你们这种感觉我要更少一些。也许是因为我有这个自由，可以做政治性访谈，也可以做其他的访谈，多样性的选择使我很少有无法突破的感觉。现在做记者越来越需要你的智慧。
我不想从事行政工作，希望能够一直做记者。在法国一个人可以一直做记者，有很多老记者已经55岁，可还奔波在一线。当你作出成绩后，什么时候停止，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由你个人决定，而是由观众决定，因为你已经代表了这个台的形象。
记者：你的电视节目会有无法播出的时候吗？
爱丽丝·鲁塞特：我的前辈可能有这种情况，我先是从事广播，然后转入电视，我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因为这种限制已经取消了。如果说枪毙，并不是某个上司，而是我自己出于责任心和思考枪毙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我现在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记者：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电视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你怎么看待在欧洲出现的另外一种政治电视节目，比如靠“脱衣女主播”为卖点的俄罗斯M1电视台的《赤裸裸的真相》、保加利亚的《裸露的真相》、意大利的《赤裸新闻》？
爱丽丝·鲁塞特：啊(惊讶)！我从来都没有看过这样的电视新闻节目。这样的节目肯定是在商业环境里竞争激烈的产物，这样的政治新闻节目不会成为主流，大部分观众还是不习惯这样的电视节目。反正我没做过这样的节目(大笑)，我不会这么干的。
观众是电视台最直接的领导
记者：你能介绍一下你所在的法国公共电视3台吗？
爱丽丝·鲁塞特：我们电视台属于法国电视集团之一，法国电视集团共有4个台，是一个公共电视集团，是继BBC之后欧洲第二大电视集团。3台在台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每天要制作80个以上的新闻报道节目。我们并不因为是公共电视台而被法国观众轻视，我们有40%的市场占有率。
记者：作为一个公共电视台，对与本国利益相关的新闻和其他国际新闻，你们的处理有什么不同？
爱丽丝·鲁塞特：我们台也经历不同阶段，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倾向性，比如1960年代我们报道任何事件都要向政府请示，但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主要是依靠包括观众在内的纳税人的税收，慢慢得到了独立的地位，无论左派右派对我们都没有影响，我们现在是完全独立了。我们现在不需要请示国家领导，我们所受控的是广大观众，任何一位观众都有权过问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这种控制更加强大有力，他们是我们电视台最直接的领导。现在的政治家也很理解我们的处境，他们也不会任意过问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地位是代表广大观众的地位，对于我个人而言，每一个我要提的问题就是广大的法国观众所要提的问题。
众所周知，法国的生活也并不一直是玫瑰色的，上周我们接到了很多电话、来信和恐吓，给我们施加压力，但我们站在观众的立场上，我们背后有整个集团的支持，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现在，我们有两位记者正在伊拉克被作为人质，希望他们早日被释放。
记者：你们电视台的经费来源由哪几部分组成？
爱丽丝·鲁塞特：我们有65%来自国家的税收，也就是说直接从电视观众那边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剩余部分是由广告来支撑的。
记者：既有政府的经费，又有商业广告收入，你们如何处理与广告商和政府的关系？怎么保证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为公众服务的电视台？
爱丽丝·鲁塞特：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上司不是由总统任命的，是完全独立的，直属于议会，由议会指派。我们是直接受益于观众的，要对观众负责，所以我们4个台都要制作高质量的节目。比如说我要去采访总统或总理，我不会因为他的地位而亲近他，我们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再比如，有左派的人来评判说我们的记者是右派的，有右派的人来说我们的记者是左派的，这就说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的记者只是一个记者。
我再次强调，我们的立场就是电视观众的立场，因为他们完全有权来干涉我们的节目，停止对我们的资助，因此我们的节目必须完全反映他们的心声。
(本文采写得到鲁刚、阳光文化的帮助，谨致谢意！)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实习生 万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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