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追寻文化的步履

——访台山籍中国人类学首个女博导、中山大学教授黄淑娉

黄淑娉教授主要著作。

黄淑娉教授。

　　文/图 本报记者 崔怡娟 宁园

　　从21岁大学毕业，到74岁正式退休，从满头青丝，到鬓染银霜，在大半个世纪的时光中，她瘦弱的身影始终穿行在高山峻岭大地田畴之间，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成分的确认，为中国人类学的复兴，奉献了全部的青春与智慧。而就在退休之后，她仍然没办法过悠闲的生活，仍然继续忙碌着她所钟爱的事业。她就是黄淑娉教授，我们的采访对象。

　　叩开中山大学蒲园内一座极为普通的民居，78岁的黄淑娉教授出现在我们面前。瘦弱矮小，面容平和。这是黄淑娉教授给我们的第一印象。然而采访结束，我们从她的身上读出这样的字眼：坚毅、勤奋、对事业矢志不渝。

　　采访中，她的小孙子不时踩着滑轮蹓过来，丢上一句：奶奶天天跟我争电脑，写文章，U盘都挤爆了！逗得我们都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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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回香港家人身边

　　大学毕业后留在大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台山人，却出生于香港，后来又到北京读书、工作，最后迁回广东。这期间，您的家庭和个人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使得您人生的轨迹出现如此大的时空跨越？

　　黄淑娉（以下简称黄）：人的命运是时代的缩影。十九世纪末台山人大量出洋务工，我的祖辈也不例外。后来父亲在东南亚做生意。我的兄姐都出生在新加坡，我出生于香港。四岁半就上小学被父亲送进香港英华女校读书。这所学校是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当时以至现在都颇有名气，实行中西合璧式教育，英语课程虽多，但学生仍要背《四书》，读文言文，只写毛笔字。这段小学教育给我打下了比较扎实的中英文基础。

　　1941年上初中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我的学业中断，我们举家迁回台山，但家乡一样没有安宁，我的中学时代就在动荡与战乱中度过。1945年，日本投降，家人回迁香港。我受到时代影响，决心在内地考大学。于是只身一人背着“籘箱”闯荡广州，考进当时广州最好的中学之一培道女中。1947年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经考试保送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是美国在中国创办的13所教会大学之一，也是最好的一所，我心里别提多兴奋了。

　　1952年毕业前夕，家人要我回香港，但是大学期间，我深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潮影响，经常与同学们热烈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最后决定留在北京，跟着共产党走，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在北方生活40年之后，1987年，因为丈夫的老家在广州等原因，我们调来中山大学。在这里，我的学术生命又延续了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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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各文化和平共处

　　人类学将起重要作用

　　记：您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那时，社会学系是热门的专业吗？您为什么选择专攻社会学？后来又如何走上人类学的学术道路？

　　黄：其实刚进入燕大时，我是想读医科的，但需要先读3年预科，才能再读5年协和医大。后来因在北方不适应，也不会照顾自己，身体不太好，我就转入社会学系。中国的社会学系最早于1921年在上海沪江大学创办，第二年燕京大学也创办了社会学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有着很好的学术声誉，在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燕京学派”。我希望能够师承传统，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的学科，重视研究现实问题，但一直以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学生的训练就有人类学的传统，包含许多人类学课程。这样对我后来从事人类学工作便是水到渠成了。

　　记：在上世纪50年代初，因政治的原因人类学给取消了，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复办和重建，因此，对于人类学这个学科，许多人都感到比较陌生。请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我们，人类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21世纪的人类学有何用武之地？

　　黄：是的。1950年，人类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在全国被撤消，接着是社会学系。当时，由于苏联使用民族学这个名称，中国的民族学得以存在，可以在民族学的名义下进行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毕业后我就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多年来，参与了对少数民族的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为国家确定有哪些民族成分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简单地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形态（人类的起源、体质形态、种族）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而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社会文化。举个例子吧，西方人类学家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前段时间“许昌人"出土，我国学者推断认为亚洲也是人类起源的地点，人类的起源是多元的，人类的文化也是多元的。

　　21世纪的人类学有何用武之地？我刚才提到，人类学最重要的是研究社会文化。文化有几百种定义，但在人类学的概念里，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总体。我赞同“文化最能体现民族的特点”这个说法。或者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特点的根本体现。享誉海内外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就是要人们认识和了解自身和世界其他不同的文化，互相宽容理解，和平共处。换个角度说，对处理民族争端与社会冲突，人类学的研究品质显得非常难能可贵。我感到人类学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作用会越来越大，对于不同族群不同文化和平共处将会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也是同属一理。

　　记：作为新兴的学科，您对中国的人类学科建设有怎样的看法？

　　黄：目前中国人类学科开始复兴了，许多大学都在建立人类学研究所，我感到很欣慰，但是人类学的本科教育还很薄弱，只有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几所高校开展了本科生的人类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在带研究生时感到，如果读人类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对人类学的品质和理念有了一定的把握，在深入研究时就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因此，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而言，开展人类学的本科教育就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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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费老共事30年 为人治学深受影响

　　记：费孝通是我国人类学研究的“泰斗”，我知道您曾与费老共事长达30年，彼此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您的个人成长、学术研究也有着重要影响。

　　黄：是的。费老比我年长整整20岁。当年，适逢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清华大学调来，担任中南民族研究室主任。费老对年轻人平和而亲切，举凡工作态度、待人接物，该指点的都指点。费老是一个天才，不少人都说，费老这样的人是50年才遇一个。费老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总是能从一大堆零乱的材料中提炼出问题和独到的观点，在宏观上注重视野，在微观上注重实证。下笔也非常快。一次记者来采访，请费老写一篇文章，费老当即拿出稿纸，一会儿工夫便写了两页，根本不用起草。

　　费老会写文章，但不会算账（笑）。1969年我们被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一起在厨房劳动。我负责炒菜，费老负责蒸馒头。费老几角几分的搞不清楚，卖馒头时，两个人搭档，一个收钱一个"发货"。我这边一声"两个馒头"，那边费老就递过去两个馒头，这么一起配合了8个月。

　　反右时开批判会，好多老先生对污蔑自己的不实之词听不下去，气得晕倒了，费老却一边听，一边暗自给人“打分”，说某人的发言可给30分，某人只能给0分，因为纯粹是胡说八道。费老异常开阔的心胸和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令我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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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访奴隶社会 非常震惊难忘

　　记：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田野调查。作为女性，经常到遥远的山乡野外工作，殊为不易。期间，有哪些经历给您留下难忘的记忆？

　　黄：在我52年的工作生涯中，近40多年都跑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对高寒山区的少数民族做田野调查。改革开放前，交通不便，在云南山区做调查，要找马帮，或骑着马，或拄着拐棍爬山。50年代从文山到富宁，骑马走了7天，一路上，一会儿大雨倾盆，一会儿烈阳猛射，非常辛苦；有些地方一边壁立千仞，一边峡谷幽深，非常危险。在中缅边界，还经常有老虎出没。现在回想起来，满眼除了山还是山。做田野调查，对于女性特别不方便，经常没水洗澡不说，上厕所也没地方。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每次上厕所就穿着长雨衣，蹲下站起都遮了个严实。

　　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初，去四川大小凉山调查，那里还是奴隶制社会，我们的政权还没有延伸到当地。当时，经过周折，取得奴隶主的同意，才进入他们的地界，并受到款待。女性在奴隶制社会是没有地位的，而我作为女人，在当地破天荒第一次与奴隶主一起就餐。奴隶主宰羊招待我们，佐以荞麦粑粑，地上蹲着一群奴隶。奴隶主高兴了，就把手中正吃着的一块荞麦粑粑，掰一块儿丢在奴隶的脚下。寻访中，所见奴隶都表情麻木，衣衫褴褛，许多人发育不全，或身有残疾。住处条件也极为恶劣，真是惨不忍睹。

　　虽然工作辛苦，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打退堂鼓，一心就想着要完成工作。田野调查，一出去就是大半年，因此虽然24岁就结婚了，但我不敢要孩子，到30多岁才生孩子，而且只生了一个。文革后，有些人改行了，但我仍然坚持搞人类学。没有别的想法，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就一直做下去，做出一点成绩。

　　记：可否谈谈您的家庭情况。您的先生和孩子对于您的工作应该给予很大的支持吧？

　　黄：我很感谢我的丈夫，他对我的工作从没有报怨过。他调来广州之前，在工厂工作，也很忙，经常很晚才回家。我若在外面做田野调查，儿子就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经常饿肚子。很心疼儿子，但也这样过来了。儿子一直很懂事，理解爸爸妈妈忙是为了工作。

　　女性做事业不易 要勤奋又要自强不息

　　记：您是中国人类学首个女博导；2002年又获得“中山大学杰出教师”称号，表彰您从事人类学教学研究工作50多年取得骄人成绩。您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成就？对于女性从事学术研究有什么独特的感受？对于后辈学人，您有什么样的建议与期望？

　　黄：其实也没有什么成就。当年我被组织安排给苏联专家做助手，错过读研究生的机会，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遗憾。这么多年来，我心中一直有目标，就是勤奋学习和工作，跟上时代的需要、学科的发展，做好教研工作。我愿意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以我的经验，女性要成就一点事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确实非常不容易。记得有一年我做系主任时评职称，在学校的干部会上，只有我一个女性，我站出来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在同等条件下，希望把票投给做事业不容易的女性。结果那年有3位女性评上教授，而向来女性要上教授都比较困难。作为女性，我认为一定要勤奋学习，锲而不舍，自强不息。对于后辈学人，我希望他们要珍惜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勤奋工作，要注意了解学科的发展，研究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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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岁正式退休 每天仍然忙不过来

　　记：退休之后这么多年，您每天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黄：（笑）直到3年前，也就是74岁我才退休。我现在每天仍然忙忙碌碌，看博士论文，参加答辩会，参加学术会议，修订再版著作，撰写学术经历，等等。不瞒你说，我每天都制订计划，如何生活，做什么事，都做计划。退休前，我买了很多各种书籍，希望退休后看，但退休了还是没有时间，都被学术工作占满了。老觉得时间不够用。

　　记：这些年您有回过家乡吗？对于家乡文化建设能否给我们一点建议？

　　黄：调回广东后，我把研究重点放在广东，所以多次去过台山做田野调查。解放前台山有世仆制的传统，鲜为人知。我很高兴的是做了一点具抢救性质的工作，采访了见证那个年代的最后一批在世老人，挖掘了不少资料。我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很高兴能为家乡做一点事。家乡一向重视发展教育，重视文化建设，这也是海外华人华侨十分关心的事情。希望家乡继续发挥侨乡优势，增加资金投入，办好教育和文化事业。

　　人物简介

　　黄淑娉，女，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5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从事人类学、民族学教学研究40多年，曾在壮、傣、侗、黎、苗、瑶、畲、纳西、彝、布朗、基诺、拉祜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研究。至90年代，仍上黔湘苗岭、粤桂瑶山壮村、凤凰山畲乡、海南黎寨和汉区做实地调查。悉心培养人才，研究成果颇丰。最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1. 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2. 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3.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与龚佩华合著）；4. 《原始社会史》（合作，副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