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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向是贵州人，在义乌打工已经5年了，37岁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找个女朋友结婚，几经努力均告失败后，小向发出感叹：“找老婆真难，比登天还难。”
小向找老婆可谓路漫漫。27岁那年，他在老家相过一次亲，见了几次面后，女方家长嫌他穷不同意，恋爱告吹。小向于是到广州、福建打工，但在那些地方没有碰到合适的女孩。等他再回老家，想在本地找对象，发现老家的情形已经大变，村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小孩和带孩子的主妇。小向在家待不住，跟着其他老乡来到了义乌。从2006年开始，小向先后花了300元钱在当地报纸上登过五次征婚广告，曾有一个女人看到广告后主动与他联系。女人是陕西人，在东阳打工，两人通了一个月的电话后，小向到东阳与女人见面。第一次见面，小向请女人吃饭，饭后，女人说，她的手机欠费了，要小向给她充值，小向给女人充了50元话费。第二次见面，女人带来一个老乡，饭后，女人提出要小向给她们两人买衣服，由于小向钱没带够，衣服没买成。第三次见面，女人说老家的母亲生病了，要小向借钱给她，这回小向多了个心眼，想起在《金华日报》上曾经读到过有人以谈恋爱为诱饵骗人钱财的报道，小向怀疑这个女人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找个借口回绝了。此后小向再联系这个女人，对方不再理他。接着，小向又通过手机交友平台发过40多条征婚短信，他在短信中这样自我推销：本人，男，37岁未婚，身高1.58米，不帅也不丑，清瘦。想找38岁以下女子，离异也可，不求漂亮，但求真诚。短信发送每次一元钱，小向收到过两条回复，对方嫌他个子太矮。
小向现在义乌一家皮手套厂打工，厂里女孩多，这也是小向愿意在这里工作的原因之一。可是，那些女孩大多20岁出头，年龄差距太大，她们也不一定看得上小向，所以小向至今没有勇气向其中的哪个女孩表示好感。每天上完10小时班，小向回到自己独居的宿舍里，要么守着一台收音机，要么到旁边的小店看电视打发时间，常常感到很寂寞。去年的一天，他一个人来到街上闲逛，路过一家洗头房时，抵不住里面的小姐嗲声嗲气地叫唤他，就进去与小姐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小向很后悔，觉得自己很不道德。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小向又有了找小姐的冲动，尽管他在心里告诫自己不能去，但是双脚却不听使唤地朝洗头房走去。就这样去了七八次，小向落下了心病。他一怕是自己得性病；二是心疼钱，每次找小姐得花100多元，他要干两天活才能挣回来；三是更加渴望有个老婆了，他想有了老婆就不用这样了；同时，小向很自责，每次都悔恨不已。
在矛盾的心情中，小向拨打了“情感热线”，他求助道：“我怎样才能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我是不是心理有问题？”
很显然，小向的本我和超我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生物的本能使他有常人的性要求，但他内心所接受的社会道德规范警醒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因此他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焦虑的心理冲突。
在咨询中，心理咨询师给小向提了几条建议，建议他发展一些健康的业余爱好，扩大交往圈子，同时，还指点他一些与女孩交往的技巧，包括在言行举止上要让女孩有安全感。小向打工这么多年，都没有一点积蓄，心理咨询师又建议他每月定期在银行存一笔钱，为未来的生活打好经济基础，这样也能增加个人魅力，而且一旦生活有了追求和目标，注意力分散了，其他烦恼也会相应减轻。
听了咨询师的建议，小向在电话里高兴地说，自己现在每月有1400元的收入，以前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情，没存下什么钱，他决定从这个月开始，以后每月存800元钱，这样只要一年多时间，他就可以成为万元户了。
放下电话，心理咨询师陷入了思考。小向事件不是个案，“情感热线”接听的咨询电话中，农民工的咨询占了10%，其中90%以上是情感问题，有夫妻两地分居一方出轨的，有老婆跟别人跑了想行凶报复的，也有像小向一样为找对象烦恼的。由于情感缺失和身心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如果没有正面引导，有些农民工可能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对社会治安构成一种潜在的危险。去年，贵州籍在永康打工的程其志就由于同居多年、心目中一直当做妻子看待的女人要跟别人结婚而受刺激失去理智，扬言要杀人报复，本报记者和心理咨询师为此多次赶往永康进行疏导，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从农民工这一系列困惑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工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的贫瘠状态。
《瞭望东方周刊》曾做过《中国农民工调查》，发现农民工工作之余的消遣方式十分单调。其中，男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是：找老乡聊天(40%)、打牌或者打麻将(19%)、给家里打电话(19%)、喝酒(11%)，有5%的男性农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而67%的人无所事事。女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是：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而20%的人吃完就睡。在回答“城市打工生活，您最大的感觉是什么”这一个题目时，22%的男性农民工、30%的女性农民工选择了“空虚寂寞”，还有24%的男性农民工、18%的女性农民工选择“麻木了，没感觉”。
农民工流动性太大，工作不稳定，交际范围窄，农民工的生活基本上是工作场所和住所两点一线，交友渠道除了老乡，就是一起打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群，由于语言不通和文化生活背景不同，农民工也很难融入地方群体，这些都给农民工找对象增加了难度。像小向，他对婚姻的要求并不高，他告诉心理咨询师，他心目中理想的婚姻就是：每天回家有个人可以商量，一起看看电视，说说话，夫妻两个和和气气地过日子。但对于这些漂泊在城市的农民工来说，他们想在谋生的城市里寻找一段美好的爱情，过上正常的情感生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有专家称，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涌现的民工潮，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披露，目前全国的农民工大约有2亿人，其中60%进城务工经商，即有1.2亿农民工逗留在城市里，还有8000万人在乡就地转移就业。这么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里流动，为城乡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城乡管理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像义乌，早在几年前，外来人口就已经超出了本地人口，民工的民生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这几年，政府为农民工解决了很多如拖欠工资等问题，让农民工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但是从人性的角度看，农民工的精神和情感生活同样需要关注，在这方面，他们不应该是一个被遗忘的群体。小向们的苦楚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很多人性的压抑，而对于人性，我们不能扼杀，只能用引导的方式解决。（邢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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