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位学者认为，公共卫生的公平性比收入和分配的公平性更加重要，因为身体健康关系到每个人生命的质量和发展的潜能。

　　“非典”暴发前，我国卫生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医疗体制改革、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等领域，对公共卫生的改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非典”过后，人们对如何在常态下保持有序管理、出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如何从容应对、公共卫生系统如何高效地保障人民的健康等问题有了更多的关注，国家开始下大力气建立健全公共卫生体系。

　　长期以来，卫生防疫站负责公共卫生监督管理，因卫生监督与有偿技术服务行为不分而备受诟病。2002年启动的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一次结构性手术，核心是使行政执法与有偿服务分离：卫生监督机构承担卫生执法任务；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疾病预防、控制、研究和提供卫生技术服务。

　　今年3月，卫生部部长陈竺透露，卫生监督体制改革是卫生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研究医改方案及配套文件时，应将卫生监督体系建设纳入总体框架，整体部署。

　　陈竺指出，从全国情况看，卫生监督体制改革还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政策不完善，保障措施不落实，卫生监督机构的发展建设明显滞后；二是各地改革进展很不平衡，尤其是执法一线的县级卫生监督机构改革阻力大，机构建设和管理体制还不健全，基层人员紧缺，执法条件差，难以保证执法重心下移；三是卫生综合执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待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管理与监督还未完全形成合力；四是各级卫生监督队伍建设急需加强，需要加强规范化管理，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他指出，按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卫生部要承担起食品安全综合协调和重大案件查处的组织责任。当前，各地要加强卫生监督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卫生监督机构办公用房短缺、执法装备落后、人员编制不足、工作经费不能保证等遗留问题，并重视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投诉举报，加大监督力度。

　　“要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公共卫生问题，离不开体制改革。”学者们认为，官员的论述为公共卫生建设提供了框架。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必须在制度上建立一个总体框架，明确政府的定位，切实做到“预防为主”，改变公共卫生机构以营利为导向的做法。

　　“这次‘甲肝事件’再次显示，高校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必须引起更大的重视。”他们认为，公共卫生体系应向高校等人群高度集中的区域倾斜，尤其要整合教育、卫生系统的力量，实行综合、全面的监督管理。

　　他们强调，高校公共卫生资源的分配应侧重于预防，每所高校应配备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人员，并培训提高教师、辅导员和保健医生从事卫生工作的能力，“与发生重大疫情的后果相比，相应的投入是一本万利的。”

　　同时，对校园周边的无证餐馆和路边摊的治理也必须提上议事日程，为此，需要跨部门综合执法。

　　应在思想上重视起来，加强师生环保意识、健康意识、健身意识的教育。“要切实改变学校公共卫生安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窘境！”

　　“一个人患病，病人的康复机会主要取决于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但当疾病演化为大规模的传染病和瘟疫时，对它的控制就不仅仅取决于医学的进步程度，更取决于社会和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否有效，具体地说，取决于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运作是否有效。”一位学者大声疾呼，“如果不能从一次次类似公共卫生事故中吸取教训，我们将受到更大惩罚。”（记者 田文生）